赤脚县长余锡渠

　　余锡渠，1917年1月23日出生于澄海县莲阳上社永平乡(今莲上镇永新村)一个贫农家庭，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历任澄海县县长、中共澄海县委副书记、粤东行政公署农业处副处长、汕头专员公署副专员、中共汕头地委书记处书记。1966年调任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。著有《余锡渠戏剧诗歌选》。

　　在澄海工作期间，余锡渠是家喻户晓的“赤脚县长”，他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深入乡村，足迹遍布每个村落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他不顾一切深入基层，为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日夜操劳，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，捐赠给群众支持公共福利事业，对自己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水肿却不管不顾。地委领导送他住院治疗，他却偷偷跑到农村，同群众同甘共苦。1961年12月，余锡渠回到家里，大队干部看见他身体又病又弱，弄来两条鱼给他吃，被他婉言谢绝。他说：“现在正是大灾之后，群众生活很困难，我不能闹特殊呵!”那年春节后，余锡渠在溪南蹲点，有次管水员意外地捕到一条28斤重的大鳗鱼，大家开心极了，商量着要“改善生活”。余锡渠也很高兴：“乌耳鳗煮蒜，好!”接着又补充说：“把它切成五十七块。”大家听了纳闷。他才说：“前几天不是查出有水肿病人57人吗？让公社干部挨家挨户送去，我们就不要留了。”他常说：“一个干部职位的高低，不能说明一个干部的优劣。重要的标准是看你能否领导群众过好日子。”这是他严于律己的标准，也是他关心群众生活、关注民间疾苦的动力。为此，他创造出很多生产渡荒的办法，帮助群众闯过难关。

　　余锡渠到行署工作后，仍然保持“赤脚县长”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，下乡常常自己踩单车，穿的是布衣，吃的是粗饭。调任农业处副处长后，身上一条水布，脚下一双水陆两用拖鞋就是他的“标配”。当上行署副专员、地委书记处书记时，他还是俭朴过日子。住的房子不大，陈设非常简单，一张睡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、一个书橱、一个皮箱。睡的木板床上，只有一张草席、一床薄薄的被子，一顶土改发的单人蚊帐。一次，地委的负责同志到他的住房看望他，发现他的被子单薄，也没有床褥垫，便要给他拿一床棉被来，可余锡渠坚持不肯要。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在家里住得太舒服了，就会不想下乡了。”

　　余锡渠艰苦朴素，从来不搞特殊，并要求家属也这样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组织考虑到余锡渠在长期的地下斗争和游击战争中，积劳成疾，患有肾脏炎、胃溃疡等慢性病，建议他把家属接到城里来住，生活上有所照顾，可余锡渠却坚持妻子儿女留在农村。他认为家人在村里参加生产劳动，是为国家创造财富，若移居城市闲住，就变成消费者，增加国家和人民的负担。

　　每次回家，余锡渠总要帮家里计划一下开支，绝不搞特殊照顾，不给生产队添麻烦。他经常嘱咐妻儿：“你们是干部家属，社员和队干部很容易另眼看待，所以要更加谨慎。队里有困难，我们要走在前头，分东西却要退在后头。”他自己处处为他们树立这样的榜样。1957年初，村里办高级社缺乏资金，他交代将300多元积蓄捐赠到社里；大队发电站发电时，优先为100多户社员装电灯，队里提出余锡渠家可以装两盏。他知道后，断然拒绝：“我们村里有1500多户人家，等大家都有电灯了，再为我家安装吧。干部的生活可不能超过一般群众啊！”在他的影响下，他的家人不仅以勤俭持家闻名，而且个个热爱劳动，热爱集体。他的妻子被评为“五好”社员；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，就让小学还没毕业的大儿子跟着参加农业生产，每月全勤，从不拈轻怕重；女儿从学校回来，也参加辅助劳动，干活总是踏踏实实，后来大哥参军了，她就拿起哥哥的锄头，参加农业劳动。

　　就这样，“赤脚县长”余锡渠的工作得到了中央、省、地区各级党组织的充分肯定。1963年春，他被中共广东省委评为模范党员，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通知，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向余锡渠同志学习。《南方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、《汕头日报》先后刊登了介绍余锡渠模范事迹的文章。他的事迹也影响着一代代的汕头人民，1991年，人们在澄海塔山东侧修建了“思源亭”，永远缅怀人民的好干部，永远记得“赤脚县长”余锡渠。